论《三国演义》中“拥刘反曹”的正统思想 - 初稿
内容提要：《三国演义》作为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无论是作者功力深厚、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还是作品纷繁复杂、莫衷一是的思想意义，都给后代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所传递出的诸多思想中，“拥刘反曹”、维护正统的思想是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内容。作者之所以写出这样一部作品，明显有别于偏重史实的陈寿所著《三国志》，是有其客观的社会历史原因的。作品中的“正统思想”其实蕴藉丰富，籍以作品生动、形象、感情强烈的叙述而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效应。而我们应当对作者拥刘反曹“正统思想”的表达，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作出客观而全面的评价。
关键词：三国演义 拥刘反曹 正统思想
一、什么是拥刘反曹的“正统思想”
此论文所指的，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正统思想”，主要指对刘氏皇族“正统”的刘备西蜀政权的维护，及对相关人物的褒扬性描述，相对事件的正面肯定性表达，以及对“篡逆”的曹魏政权及相关人物、事件的贬斥性描述与否定（注：不是一概而论的，只是说大部分描述带有此性质）。简而言之就是“拥刘反曹”。还有小说中对封建皇室正统的肯定与维护。
二、时代背景分析
（一）、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
东汉末年，内戚与宦官两大势力争斗火并，地方豪强董卓应大将军何进之邀进京铲除宦官，进而据守中央，并逐步扩充自己的势力。于是地方势力并起，组成讨董联军，但表面上团结的联军并没有取得进展。相反，各势力自拥兵权，各据一方。此时的东汉朝廷早已名存实亡，于是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最终形成曹魏、孙吴与刘备的蜀汉三个政权并立的局面。与此同时，各边陲地区政权与少数民族的战争并未平息。连年的战乱和国家（汉政权）的分裂给人民带来了无限的苦难，人口大量减少，经济生产值下降，田地荒芜，城市寥落。可以想象当时人民的生活是多么的艰难。
另外，汉室皇帝所代表的东汉政权在曹操任丞相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作为一个傀儡政权而存在。“一国之君”如棋子般被利用玩弄在丞相的手掌中，并作为一个政治标签，无偿地帮助曹氏政权势力的发展。曹操儿子曹丕当政后做得更为出格，干脆威逼皇帝以“禅让”的名义主动自行让位于自己。同时其他政权与不再严格遵守封建等级制度，基本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皇帝进行政治对话。
（二）作者罗贯中所处的元末明初
这也是一个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乱战与动荡时有发生的时代。作为统治阶层的蒙古人，使汉民族一贯以来引以自傲的主体地位不复存在。元朝蒙古贵族的残酷统治和压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推翻元朝统治的斗争如火如荼。各方义军不仅与元军奋战，而且还进行着相互的兼并。这与三国时代的社会背景非常相似，皆是战火连天、强权争霸、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三）作者罗贯中的生活背景：罗氏先祖为仕宦出身，后世罗氏家族很重视对后代进行“水源木本”的家族历史教育，一直保持了“耕读传家，诗礼教子”的家风。在这种家传的影响之下，贯中从小喜爱读书，博洽经史，为后来的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怀换着满腔政治抱负而“有志图王”（王圻的《稗史汇编》）的罗贯中却总是郁郁不得志。但大概正因为如此，他才有大量充足的时间来进行小说稗史（诸如《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和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等。相传，他还写过十七史通俗演义，并曾参与了《水浒传》的撰写）的创作。罗贯中的一生历经了两个朝代的更替。他怀有不凡的抱负，又有极其浓厚的正统观念。在元末社会动荡之际，他极有可能投身于反元的起义浪潮中。至明初，他已有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又退隐江湖，为书写《三国演义》这篇始终贯穿着正统思想的伟大鸿篇巨著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与精力。
三、作品中表述正统思想的原因
（一）历史、学者、民间通俗艺术与舆论氛围影响（课本《古史二》P249～）
三国历史原本就有的正统思想。在东汉末年开始群雄割据之局面，直至三国鼎立格局形成，“中国”名义上还是“汉家天下”，人民是“人心思汉”的。刘备利用这一点，以正统自居，打起“复兴汉室”的旗号讨伐“国贼”曹操，这是很自然的。
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在叙述三国历史时开始使用蜀汉编年，无疑承认刘备为正统。由于宋代以来朱熹作为理学大师的地位，他的“尊刘贬曹”的倾向对《三国演义》的创作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许多《三国演义》的版本均以“按鉴”相标榜。
在宋代日益兴盛发达的讲唱文艺中的“讲史”一家，有专门以讲说三国故事的科目和专业艺人。苏轼《东坡志林》记载：“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众听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可见其不仅艺术效果好，而且已经有了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
在戏曲舞台上，金元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三国戏。这些三国戏大多以蜀汉人物为中心，如《关大王单刀赴会》、《刘玄德独赴襄阳会》等，体现了鲜明的“拥刘反曹”倾向。
（二）时代的局限性
首先，一切文学现象的产生与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三国演义》是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的表现手法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得完备。《三国演义》虽然是第一部长篇小说，却达到了类型化典型的高峰。而类型化典型表现手法，必须要塑造出典型化的人物形象。其次，作为仕宦出身家族中的一员，家庭的学养氛围与个人的思想境地不允许他的作品中存在有悖于封建伦常的思想内容。综上所得，罗贯中几乎是顺理成章地在作品《三国演义》中，将有皇室血统的刘氏蜀汉推上正面形象的极端，而将篡汉而自立的曹魏置于反面。
（三）渴望统一的汉族治世
作者生活的特定时代，也对有力地影响着作者的表述。如“一”点中所述，四处战火纷分，生灵涂炭，汉族以低等的地位出现在社会上，以及自己在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使作者无限寄望于能出现一个本民族的贤明君主，再建一个统一的汉族王朝。元末明初，作者根据民间的、学者的、通俗的、正统的众多素材，并灌注以强烈的时代精神，从中提炼出小说的主旨和自己的兴亡感慨，即以“拥刘反曹”的倾向来影射元代异族统治的不正统。另一方面，暴君朱元璋最终取得了天下，这无无疑是对罗贯中的理想的一个巨大打击。明初又大兴文字狱，使得作者不得已藉由小说，曲折反应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和愿望。
（四）当时小说必要的表述手段
正如“1”点中所提及，文学现象发生的自身规律影响着表述的手法。在中国处于萌发期的长篇小说，使用相对简捷的人物形象“类型化典型”（课本：中古史（二）259页）表达手法，也是小说发展的必然现象。而作为主要传阅于市俗阶层，而多被封建官宦阶层所抵制的历史小说，小说也必须找到适合读者群的最恰当的表述手段。另外，当时“讲史”艺人的大量存在，是文学作品普及的重要积极因素。为此，罗贯中书《三国演义》时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甚至是让步。而只有浅白如话的叙述语言，经纬相对清晰的结构安排以及个性独立对比鲜明的人物形象，才能更好地吸引尽可能多的受众群，更有利于作者胸中的郁结之气的表达宣泄。而为了更利于吸引市俗阶层听众的注意力，为了讲史者更好地“说”与听众更好地“听”，作者显然也必须作此选择。于是，刘氏蜀汉顺理成章地站到了小说的正面，曹魏每每反之，“拥刘反曹”的正统思想自然成为小说必然的主题之一。
（五）与小说中宣传的“忠义”等其他思想互相辅弼
《三国演义》成书过程十分复杂，内容丰富，其相应的主题也有纷繁复杂、莫衷一是的理解。其中比较主要的还有：渴望和平、反对分裂；拥护仁君、反对暴君；宣扬“忠义”观念，等等。若不采用抑曹扬刘歌颂皇室“正统”政权的表述方式，就无法表现对篡位犯上行径的强烈否认与批判，从而表现自己对和平统一的渴求。若非“正统思想”，既已把西蜀刘备塑造成仁君之典型，不足以表达“拥护仁君、反对暴君”的思想。若非“正统思想”，更不足以宣扬“忠君爱国”、“仁义治国”的观念。各主题其实在作品中紧密联系，环环相扣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六）自己希望有所作为
罗贯中政治生活郁郁不得志，不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但又怀有雄心壮志，“有志图王”。其所作多帝王稗史（诸如小说《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等。相传，他还写过十七史通俗演义），《三国演义》恐怕也是他抒发心中郁结而不得已腾展之志，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人格理想的一种方式，而“正统思想”中所包含的追求和平统一，渴望仁贤君主的内容，概为作者理想中的太平清世之特点。
四、正统思想的表现途径
小说的中的正统思想以“拥刘反曹”的最为明显。作者为了表达自己对曹魏政权“篡逆”行径的否定与贬斥，以及对刘氏蜀汉政权的肯定与褒扬，小说使用了很多手法。
（一）对汉朝皇室封建正统的重视
在小说中，无论各路诸侯军事集团的行动的目的究竟如何，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至少在口头上要打上“维护皇室，起兵勤王”、“铲除奸逆，匡复汉朝”等诸多类似口号。最明显的例证是在第二十二回中，袁绍欲吞并曹操，即在大战之前让其书记陈琳书写檄文，讨伐曹操。檄文洋洋洒洒，痛骂曹操。檄文全篇都在大骂“曹贼”，并极力强调“曹贼”是在越制反祖，残暴罔上，罪不容诛。
同时，贯穿小说始终一点是，不断重要强调刘备的那个已不可考其真假的“皇叔”地位——“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姓刘，名备，字玄德”。有了这个“招牌”，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组织武装力量，讨伐篡逆之贼曹操，“匡扶汉室”。他自己一直是这么说的，其他汉朝遗臣也没有理由不信任：因为这个与众不同的身份，平黄巾之乱的幽州太守刘焉将其兄弟三人收在帐下，委以重任。因此身份，他又很自然地被委以重任于汉朝重臣为之负出生命代价的“衣带诏”。除州太守陶谦因为他的这个身份，三次要将除州白送。汉献帝遇到他以后，亲口认他为“皇叔”，这使刘备最大的政治资本予以最终确认。后来征讨益州刘璋，也仿佛是同族的兄弟在接管政权，堂而皇之地将明明白白的夺权略地的侵略性掩饰掉。
（二）将蜀汉主要人物极力理想化塑造
开场第一回即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开宗明义，鲜明地亮出小说的主角，并以“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等相关字眼来组织行文，开门见山的将小说主角闪亮推向台前，让人对主角留下深刻而鲜亮的印象。小说中“刘皇叔北海救孔融”，“陶恭祖（陶谦）三让徐州”（刘备不受），“刘玄德携民渡江”，宁可冒着极有可能被曹军捉住的危险，也不愿放弃追随自己的民众。此后，先有赵云于曹操骑兵大军中“单骑救主”；后有张飞独守长坂桥以当曹军，吓得夏侯杰“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 《三国演义》第42回）。时又有诸葛亮有如神助般“借”得东风，一把火烧得号称“百万大军”的曹操仓惶北遁；赵云单骑赴东吴，“截江夺阿斗”；神勇关羽“单刀赴会”，后据守荆襄，“放水淹七军”。哪怕于蜀汉一步步正在颓势的过程中，也充满着“武乡侯”“七擒孟获”，“赵子龙力敌五将，诸葛亮智取三城”，“孔明挥泪斩马谡”，“死诸葛吓死活仲达”的描述蜀汉集团胜利的章节。于是我们似乎亲眼看到了武勇忠义所向披靡的武将关羽，神机妙算无人能比的智臣诸葛亮，仁义贤明的君主刘备。而这些蜀汉人物中的正面极端，无疑对“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加上了重重的砝码。这样写的直接结果是，形成了蕴涵某种正面抽象观念极端化的形象，如“义绝”、“武神”关羽、“仁绝”刘备、“智绝”诸葛亮等。
同时，小说为了正面凸显蜀汉政权及其将臣，小说中采用了诸多技巧（见课本《古史二》P258~）。一是将史实事件进行重新组织安排，如援引裴注所引《郭冲三事》，巧妙地历史上并不真实的“空城计”安插于“失街亮”与“斩马谡”之间，形成经典之“失、空、斩”情节。二是大量引用民间传说以及杂史相关内容，以达到需要的表现效果。如体现“义”这个主题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关张古城会”，体现智绝诸葛亮的“借东风”、“华容道”、“五丈原禳星”。另多有改变史实、移花接木之处。如改鲁肃、关羽双方同是“单刀赴会”为关羽单方；移刘备“怒鞭督邮”于张飞，以免有损刘备之仁义形象；铺陈衍化、妙笔生花之功。如《三国志》中讲刘备请诸葛亮出山的五字“凡三往乃见”铺陈出过程复杂，参与人物处多，引人入胜的大篇幅章节。
（三）避开其失败之处与衰落的过程，同时渲染蜀汉政权的成功
刘备集团前期居无定所，到处投靠不同的武装政权，作者却丝毫没有表述出刘备集团的飘零落寞，反而写出刘备集团在几大武装政权间巧妙周旋，展露拳脚。如投靠陶谦而坐得筹徐州；寄身曹操，闻曹操“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大惊而箸，巧以雷声而掩过；又加入曹操死敌袁绍阵营，逢临时加入曹操阵营的义弟关羽连斩袁军颜良、文丑二将，死地逢生，巧辩安身。后刘备初居地盘，又遭曹操铁骑追杀，仓惶而逃，狼狈不堪，却被作者掩以爱民之仁，因刘备不忍民众落入虎口，强行“携民渡江”以至于此。同是籍此败落之战，作者却又生发出体现赵云忠勇无敌之“赵子龙单骑救主”，展示张飞雄猛无畏之“张翼德大闹长坂桥”。
及刘备集团初具规模，能够获得军事上的胜利时，作者又以出色的行文组织将一次次胜利渲染得笔酣墨畅、淋漓尽致、过目难忘。如“博望坡军师初用兵”、“诸葛亮火烧新野”，将麾军南下的曹操大军烧得惨不忍睹；诸葛亮筑七星坛祭东风（纯属乌有），以成著名的“火烧赤壁”之战，初步奠定三国局势；占据荆州的刘备，俗并蜀地以求安，又是通过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精当巧妙部署，两路齐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至成都，逼得刘璋投降；再有刘备在成都自称汉中王之后，守卫荆州的关羽立刻响应，“攻拔襄阳郡”，并“放水淹七军”，一时威震中原，逼迫曹操移都避势。
到了关云张飞被杀，刘备起兵攻吴而大败后，蜀汉政权又开始明显地走向颓势。作者又极力避谈其政权上的错误与军事上的失败，反而大肆渲染其所取得的小范围小规模内的胜利，如写诸葛亮“七擒孟获”、“智取三城”、“归降姜归约”、发明使用“木牛流马”，老年赵云“力斩五将”，等等事件。作者是明显地将蜀汉集团的一步步衰落避而不谈，直至诸葛亮身死，蜀汉已几乎只剩下成都一城可保时，小说犹让读者沉浸在蜀汉集团的一次次“胜利”当中，甚至到了小说倒数第五回，章目里犹有“武侯显圣定军山”。
（四）刻画负面极端的曹操形象，与刘备形成鲜明对比映衬（http://blog.sina.com.cn/u/4cc6083b010008jz）
“今与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这是小说中刘备亲口所说，恐怕也是作者藉由刘备之口，表达刘曹之间的鲜明对比。作为刘备的极端对立面，曹操在小说中完完全全的被置于反面，被塑造成一个奸佞残暴，狡猾专横的奸臣形象。曹操在小说第一回中的开场即作了铺垫，说曹操的父亲本姓夏侯，是中常侍曹腾的养子，故改性曹——这是说他身世不端；说曹操从小“有权谋，多机变”，其叔父经常在他父亲面前数落他“游荡无度”，曹操便在父亲面前“诈倒于地，作中风之状”，父问其故，曰：“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曹操又问“有知人之名”的许劭“我何如人？”，回答是：“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操闻言大喜”。此已将三国乱世中的曹操在小说中奠定了一个基调——“奸雄”。这是曹操的奸滑。
后曹操将己方势力扎根于政治中心——许昌，并经常“挟天子以令诸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以丞相之名，利用手上的傀儡皇帝，向各地武装政权传递自己的意愿。这成为他政治上的最大优势，这一点，即是曹操反面形象的最主要的一点，这是封建等级社会最不能容忍的事情，不单在实际上又不臣属于最高权威皇帝，而且经常性的利用汉朝皇帝的名号，做出各种政治手段，以达成自己吞并全国、改朝换代的目的。这是曹操的忤逆。
曹操的形象还充满着虚伪的一面。全国各路联军一起上京讨伐董卓的时候，曹操自告面勇去刺杀董卓，不料被董卓于衣镜中窥见其拨刀动作。曹操随即跪下献刀，掩饰刺杀的意图，“操有宝刀一口，献上恩相”，就此逃脱。又有“割发权代首”：曹操在为了骗取民心，在军中传令踩坏农民田地者一律斩首。后自己乘骑失足踩坏了田地，却因为自己是一国之相，不可或缺，“割发权代首”。还有“跣足迎许攸”：官渡之战前夕，袁军谋士许攸前来投诚，曹操正在洗澡，听说后衣服都没穿，往身上围块布，光着脚丫就出来迎接。后来许攸献给曹操，教他偷袭乌巢，最终得到了冀州。许攸见到大将许褚后吹吹捧了一下自己，惹怒了许褚将它一刀吹死。曹操事后大责许褚，并厚葬许攸。但若不是曹操自己想杀许攸，许褚是断断不敢做出如此举动的。
曹操还骄奢淫逸，嫉贤妒能；镇压起义，充当屠夫；玩弄权术，残暴不仁。小说中曹操的各种负面形象不一而足，为塑造刘备的优质君主形象服务，罗贯中几乎是把一切能够的坏的品质都安插到了曹操的形象中。小说中有如设立了黑白两个极端对立的靶子，一切代表优质品质的箭都射向刘备这个白靶，一切代表劣质品质的箭都射向了曹操这个黑靶。
五、小说中“正统思想”产生的影响及主要评价
（一）产生的影响
《三国演义》这部鸿篇巨著中拥刘反曹的“正统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给世俗阶层认识三国时期历史带来的巨大影响：因为小说所产生的巨大艺术魅力，以及人们对小说的不断认同，它对普遍人群认识三国历史，评价三国人物产生了极大的偏离性影响。如果不是专门的研究人员，读者都会下意识地将小说中的历史与真正历史等同，有意无意地将二者混同。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蜀汉集团是正义的，它的失败是应得到同情的。而曹魏集团是不义的，是犯上的，对于他们最终的得势，人们是反感而憎恶的。小说中作用用牵强的笔调作出了许多不是解释的解释，例如华容道“关云长义释曹操”，是诸葛亮夜观星象，算得曹操未合身亡，故意留个人情给关羽做了。“五丈原诸葛（亮）禳星”延寿，是因为魏延不小心弄熄了主灯，才致使诸葛亮不能继续将蜀汉政权支撑下去。这样的描写大自然增添了故事的戏剧性，更加的引人入胜，但人们会觉得三国历史选择了一个“不应该”的走向，又在情愿与不愿之间，勉强接受了它。再有一点，小说中很多事件采自野史和民间传说，也有很多史实经过了作者再创造的改动，它与真正的三国历史是有着明显差异的。
2、深刻影响读者对三国人物的情感投向：这也是小说“拥刘反曹”的思想所产生的最直接影响。《三国演义》中的众多人物形象，通过小说有力的渲染与衬托，已经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形象，也给中华民族艺术宝库增添了内容。如蜀汉政权的开创者刘备，所作之事尽占“忠义仁贤”，是小说中的“仁绝”。又如“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丹凤眼，卧蚕眉”，手持“青龙偃月龙”，威风凛凛的关羽，以其神勇威武的战史，成为人们心中的“武圣”；又以其忠义无二之心，成为“义绝”。还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摇羽扇的诸葛亮，神机妙算，三国无二，早已成为人们心中“智绝”的不二人选。再说反面形象。曹操是小说中绝对反面，人们一想到奸臣，想到国贼，恐怕首先想到的就是他。还是暴君的典型董卓，也是小说带给世人的影响之一。
（二）主要评价（《建国以来〈三国演义〉研究情况综述》）
对于小说《三国演义》中关于“正统思想”的表述，争论较大，主要有三种观点：
1、持否定态度。这种意见认为，正统思想是一种极端反动的思想。封建帝王制造和宣扬这种思想舆论，目的有三。一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使自己的剥削合理化；二是为了排斥其他封建势力的竞争；三是麻醉劳动人民，消弥他们的反抗意识。小说中不管是以“正统”自居的刘备，以及给他以“正统”名义的大汉皇朝，还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也都是利用“正统”这个名义，打着牌子使自己的对人民不平等的封建统治合理化。所以是应予以否定的。
2、持一分为二态度。关于小说中封建“正统思想”的来源，也有一部分是宋元以来有关三国故事的话本和杂剧从现实生活中提取出来的正统思想，他反映了人民希望国家和平统一，并让汉族以主体地位出现的愿望。故然有“1”点中应予于否定的部分，但这部分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3、持肯定态度。这种论点，主要是考察于《三国演义》产生的时代，以及作者罗贯中的经历和思想。罗贯中曾亲元末农民起义，有感于异族统治压迫下的人民，对给予深刻的同情。在那个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代，人心思汉，农民起义军也曾以恢复汉室为号召。这种人心向背给作者的思想观点以深刻的影响。由是，作者在《三国演义》中运用“正统”这个反抗民族压迫的传统武器，把“正统”给予代表汉室的刘备，这不能说是封建意识，相反倒可以认为是充满一爱国主义精神。
对于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其中的拥刘反曹的“正统思想”是有着多种多样的复杂因素的。它的出现，有着深厚的时代以及历史的背景，受小说题材内容——三国时代魏、吴、蜀三国兴亡史，作者所处时代——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推翻异族统治的战斗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元末明初，以及作者的仕宦家庭出身从小饱学正统经书的背景共同影响的；同时众多的来源如百川入海般相汇合，有民间舆论，学者影响，有历史史实，后代编纂，有典籍倾向与作者自己的表达。
它的出现也有着各种不同的原因，它既受到文字发展必然规律的影响，也是作者主观的设计安排，同时也是出于作者为了弼辅其他主题，增强表达效果的需要，更是寄予了作者意味深长的愿望与理想。
小说为了表达“正统思想”这个重要主题，也采用了诸多成功而经典的艺术表现手法。如为了凸显主题而进行的“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的材料剪裁与增补，对主要人物形象的类型化典型，理想化塑造，以及对主要事件避实就虚的写法。
正由于《三国演义》这部名著是非常经典且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它的出现也给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如那些已深入人心的，普遍被深刻认同接受，已经深入人们日常生活的的典型艺术形象，以及由于《三国演义》的存在，致使人们对三国这段历史的重新“误读”。
最后，我们对《三国演义》中以拥刘反曹为主导的“正统思想”应给予全面而客观的评价。它有着积极的方面，同时也有消极的方面。我们应该正确的以“一分为二”的态度予以认识和评价，摒弃《三国演义》其不适合时代的部分，掌握其中的精华，让《三国演义》这部凝聚着作者心血的巨著更好的发挥它的艺术作用，为中国的以及世界的艺术增光添彩，也以其众多不同面，以不同途径服务于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