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
来源：《过去的大学》钟叔河 朱纯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05年12月一版一次 29。80元
在抗战的烽火中诞生
民二十年（一九三一）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阀在沈阳发动攻击，不久即成立伪“满洲国”，继之以“冀东”事件，平津便成了中日冲突的中心。至民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晚，日军又在芦沟桥制造事端，中国的全面抗战，于焉开始。十二天后，战事在北平零星进行。两个礼拜内，宋哲元军队撤出北平，日军未经抵抗，进入了这座古城。七月二十八、
二十九日，日军攻击天津，炮轰八里台，并以飞机轮番轰炸，南开校舍全毁。京华两个著名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自然无法再留在平津。九月间经三校当局的筹划磋商，决定在长沙组织临时大学，便是联大的前身。
“临时大学”奉令由三校当局积极筹备，并函商中英庚款董事会筹借一百万元（见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日高壹字第一六二五四号函）分与西南、西北两临时大学作开办费。中英庚款董事会因一时无法筹足，允各先拨二十五万元，临时大学（西南）乃得展开设校工作。当时计划亦甚简要：
（一）校址：大学本部租定长沙圣经学校，可容学生一千人。办公处设于圣经学校宿舍。男生宿舍则借用四十九标，可容千人左右。女生宿舍租用圣经学校附近之涵德女校，可容一至二百人。工学院借湖南大学工学院上课。
（二）设备：设备即利用各校迁湘之原有设备，工学院利用湖南大学工学院之机器设备。图书与北平图书馆合作，双方各出五万元，为购置图书之用。防空设备拟利用四十九标之土冈，掘防空壕三十个，每壕容三十人，共可容千人左右。
（三）经费：
（甲）开办费预算如下：
图书费五万元。理工基本设备费十五万元。其他设备费五万元。
（乙）经常费预算原则如下：
薪津60％，房租5％，办公费10％，设备13-18％，预备12-17％。
（四）组织：
（甲）行政组织：本大学筹备委员会设有主席一人，由教育部长兼任之；委员七人至十一人，由教育部聘任之；常务委员三至五人，由教育部就筹备委员中指定之。常务委员组织常务委员会，商决一切行政方针。筹委会设秘书、总务、教务三处，各置主任一人，由教育部就常务委员中指定兼任之，并由主席指定常委一人主持各种事项之执行。
（乙）院系设置：本大学设下列各院系：
（1）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哲学心理学系。
（2）理学院：物理学系、化学系、地质地理学系、生物学系、数学系。 （3）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
（4）法商学院：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商学系。
（五）开学
报到：十月十八日起至十月廿四日止。
开学：十月廿五日
注册选课：十月廿五日至十月廿七日止。
上课：十一月一日
临时大学大体上照上列计划在进行，惟因长沙城内房子不够，遂将文学院设在南岳的圣经学院；工学院土木系设在长沙城内；电机系和机械系因无设备，送到岳麓山湖南大学工学院；机械系航空工程研究班，在南昌航空学校寄读；化学系在重庆大学寄读。原来三大学南来同学一千四百五十九人（包括清华六三八人，北大三四二人，南开一四七人，新生一一四人，借读二一八人）于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正式上课（此日即为后来西南联合大学之校庆日）。三大学教授亦陆续南来。根据柳无忌教授的记忆，当时文学院教授有朱自清（佩弦）、闻一多、陈梦家、叶公超、罗皑岚，金岳霖（龙荪）、冯友兰（芝生）、吴俊升（士选）、罗廷光、周先庚及英人燕卜荪诸先生，后来有陈雪屏、刘崇■（寿民）、容肇祖诸先生陆续到校（见柳著《古稀话旧集》），自然还有柳无忌先生。至二十日计清华七三人、北大五五人、南开二○人，共一四八人。此时前线军情紧张，后方日夜空袭，临大师生坚苦卓绝，固守岗位，仍然弦歌不辍。但随着上海和南京的沦陷，临时大学在长沙仅一学期，遂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决定迁往昆明。
从长沙到昆明，分两批进行。一批二百四十四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由黄子坚教授任团长，教授有闻一多、许骏齐、李嘉言、袁复礼（希渊）、王钟山、曾昭抡、毛应斗、郭海峰、吴征镒诸先生；同学则分成二大队、三中队，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特派费时岳领队。队伍于二月十九日出发，步行从长沙经湘西穿越贵州，翻山越岭，夜宿晓行，全程一千六百六十三公里（号称三千五百余里），耗时两月零八日，于四月二十六日到达昆明。赵元任教授夫人杨步伟女士、蒋梦麟校长夫人陶曾谷女士、黄子坚院长夫人和他们的女儿还向第一批到达的师生献花，并给大家做了一顿饺子吃。全体抵昆明后，黄子坚团长宴请全体师生于海棠春饭馆。这乃是我国教育界在抗战期间之一项壮举，钱能钦同学有《西南三千五百里》纪其事（商务版）。另一批约八百余人，由长沙乘粤汉、广九铁路到香港，再乘船到海防，由海防乘滇越铁路到昆明，全程约十天。还有三百五十余位学生留在长沙。
一九三八年四月，临时大学奉令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也是因为昆明房子不够，文、法商学院暂设蒙自，假歌胪士洋行上课。时，云南省的治安不大好，有女同学曾于晚间在小巷遇土匪，因而晚间下课，女同学均有人持红缨枪护送。一学期后，由于敌机轰炸后方各大城市，昆明各中学疏散，联大乃得商借各中学校舍，法商学院和理学院设在昆华农校和昆华师范，文学院亦自蒙自迁回昆明。半年内，在大西门外建筑了文、法商和理学院的简陋茅屋教室和学生寝室，这便是联大的“新校舍”。工学院设在昆明拓东路三会 馆——全蜀会馆、迤西会馆和江四会馆，其后全蜀会馆重办小学，男生宿舍又迁到由盐仓改建的民房里。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又增设师范学院。至此联大规模已具，教学乃顺利进行。
历史社会系于一九四○年六月十日，分为历史与社会两系。并和北平图书馆合作，设立“中日史料征集委员会”，广事搜集抗战史料。次年，社会系划归法商学院。
西南联大校务，由北京大学蒋梦麟（孟邻）校长、清华大学梅贻琦（月涵）校长、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三位常务委员负责主持，梅任常委会主席。张长年在重庆，蒋亦不常在昆明，因而学校大部分行政责任都落在梅的身上。梅先生以艰苦卓绝的精神，从无疾言厉色，亦不慷慨激昂，默默地领导着大学的工作。一九四五年，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由傅斯年（孟真）继任，傅又荐胡适以自代。一九三九年教务长是樊际昌（逵羽）教授，其后潘光旦教授兼任一个时期，杨石先（绍曾）教授继任。最后杨先生辞职，梅贻琦自己兼任，直至联大解散。训导长查良钊（勉仲）。总务长郑天挺（毅生）教授，是明清史专家。西南联大除常务委员会外，另有教授会组织，由全体教授和副教授组成。
一九四○年，设立分校于四川叙永，地址在文庙、南华宫、春秋祠、帝王宫、城隍庙等处，分校主任为杨振声（今甫）教授，于三十年元月上课，后来当时教育部又决定一年级全设昆明，叙永只设先修班四班，当然大学部同学也全部迁回昆明（其后先修班也迁回昆明），联合大学分未久而又合。有一篇回忆文章写道：“三大学在平津时代，各有其学风和传统，它们是不同的。但其相同相和之处，又如此之多！正因为‘和而不同’的精神，更育孕出联大的优良校风。‘自由教学’是它的显著特点。这里所谓自由，并不是错综复杂和散漫紊乱的代名词，而是一种有组织的、负责的、尊重个性和学术独立的自由。不合理的自由，为联大所不取；合理的不自由，同为联大所尊重。”大学教育必须由学校负责人的精神和人格，教师们作学问的认真态度，培育出一种追求真理、热爱自由、优良传统和合乎理性的气氛，来薰陶学生，联大八年始终在这种优良的气氛里成长与发展。
文学院
西南联大文学院教授，多是好学深思之士。教授来自三校，各具不同学派的观点，历史上百家杂陈的局面，又在联大复现。教授们各就所长与爱好开课，其特点是学术自由空气的浓厚、课程名目繁多，有宁坐三年牢不愿看一句新词的卫道之士，也有决心改革中国文化的进步学者，而且各有自己的体系。
院长冯友兰（芝生），是中国哲学史的权威。他一方面讲中国哲学史，一方面讲哲学研究方法。他的哲学史，陈寅恪在审查报告里说：“取材谨严，持论精确。”他分析内圣外王之道，（陆续发表了）《新世论》、《新理学》、《新世训》等在当时颇有影响的著作。他把人类的行为分为三种：道德的，如爱国助人；不道德的：如出卖国家，陷害他人；非道德的，如一切自然行为。人类的成功，也有三方面：立德——道德的成功，靠努力；立功——事业的成功，靠机运；立言——学问的成功，靠智慧。冯氏讲话有些口吃，一句“学而时习之”的“而”字，要“而”……一分多钟，在同学中传为笑谈。
中国文学系主任，先是朱自清（佩弦），继为罗常培（莘田）教授。其后罗常培教授赴美，由罗庸教授继任。罗莘田教授在声韵学方面的成就，是举国公认的。朱自清（佩弦）教授的散文也是有口皆碑，每个中学生几乎都能背诵他的《背影》。他讲授中国文学史概要和文学批评，有他独到的见解。他不但讲书认真，还坚持要学生写读书报告。他不同意只顾教师自己研究学术。他认为“文化是继续的，总应该给下一代着想，如果都不肯为青年服务，下一代怎么办?”因而认真为学生改笔记，从不缺课。罗庸(膺中)教授温文儒雅，搜集很多资料。他用包剿围攻的方法讲《论语》和《孟子》。他不但深懂文学，对佛学也有很深刻的造诣。如果有机会和罗教授长谈，和听他讲《论语》同样有益。
闻一多教授讲唐诗、讲乐府。他著有《唐诗杂论》、《周易义证类纂》、《诗经今译》、《乐府诗笺》。他用人类学知识讲这些古代民谣。他对金石、诗词都有其独到之处。唐兰教授的中国语文专书研究和文字学，从甲骨到楷书，原原本本道出文字的构造和演变，真不愧为文字学的大师。他授《说文解字》，以菩萨心肠劝同学好好读书。杨振声(今甫)教授专授传记文学。浦江清教授的诗词，由每一个字讲起。此外教授还有游国恩、王力(了一)两位。
当然，还有自称世界上自古至今只有两个半庄子(庄子自己和一个日本教授)，而他是其中半个的刘文典(叔雅)教授。刘叔雅教授不但是庄子权威，他的骈体文也不让魏晋人士专美于前。他讲授文选，有时一个字要讲一小时。本来，一个字代表一种宇宙现象，要写好文章，就必须把每一个字认清楚，而且要多识字。副教授有许维■(骏斋)、陈梦家，教员则有邢庆兰、李广田、李觐高(次峰)、彭丽天、张盛祥、赵西陆、高华年，助教有冯钟云、王志毅、赵仲色、孙昌熙、周定一、陈士林、吴宏聪、姚殿芳等，当然也和其他各系一样，八年期间，时有变动。中文研究所则设在距昆明八公里的龙泉镇司家营，几个研究生在默默地作研究工作。
外国语文学系主任本是叶公超教授，叶教授未久去了伦敦，而由陈福田教授继任。外文系为抗战可以说做过一些工作。尤其自珍珠港事变之后，美国空军到中国作战，需要大量译员。外语系同学有许多参加译员工作，外语系教授则参加训练译员。系主任陈福田教授，身体壮健，一口华侨国语比英语差得多，哈佛大学毕业，热诚爱国，编有《大一英文》，固不仅联大采用为教本，且作为“大学丛书”风行全国。
教授吴宓(雨僧)讲授欧洲文学史、英国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选读、欧洲名著选读、中西诗之比较、人文主义、文学与人生等。他手持从法国带回的手杖，是刘叔雅教授的传人。现在红楼梦已成世界学术界研究的对象，吴教授早就成为红学权威，可能“红学”(仅就“红学”二字，现在已成为一种学术)是由他开始。某同学在文林街开了一座小饭馆，名曰“潇湘馆”。雨僧教授一气之下，打毁了他的门窗用具。他认为不应该用林妹妹的公馆作饭馆的名字，小饭馆只好关门。
外语系教授还有莫泮芹、潘家洵(介泉)、冯承植（君培)、袁家骅、闻家驷、吴达元、陈铨(涛海)、杨业治(禹功)、陈定民、赵治熊、傅恩龄(锡永)、林文铮、洪谦、黄炯华(以尚)、李赋宁、薛成之、衣家骥、刘世沐、贾恩培、李华德、徐锡良、陈嘉，还有美籍教授温德(Winter Pant)授“英诗”及“现代诗”，英籍教授白英(Rober Pavyen)授“现代小说”和“伊利莎白时代文学”。
人在桥上看月，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月亮点缀了你的窗子，你点缀了别人的梦
短短几个字，卞之琳教授的新诗，写尽人生哲理。闻一多教授认为卞氏的诗是旷世之作。冯至教授专讲“歌德”，十分关心国事。柳无忌教授任教仅一年后去了重庆。教员有王佐良、王庆祗、杨周翰、区伟昌，助教有王还、周榆瑞、蒋智存、查良铮、颜锡瑕、林同梅、李■石、蒋铁云、陈祖文、俞铭传、张振先等。写《未央歌》的鹿桥（吴讷荪），也在联大任助教。杨西昆也曾在联大抱着儿子教大一英文，非常叫座。
哲学心理系系主任汤用彤（锡予）教授的《魏晋玄学之研究》、《魏晋文学与思想之关系》、《魏晋时代圣人之观念》，都是一家之言。他在印度佛学方面也有独到的研究，胖胖的身材，走起路来一歪一歪的，为人正直诚恳。金岳霖（龙荪）教授对逻辑和哲学问题，恐怕除了他吃饭睡觉时间以外，时时刻刻萦系于怀。他的知识论和“论道”均已享誉国际。冯文潜（柳琦）教授的美学，绝不让朱光潜专美于前，和蔼庄严，令人景仰。贺麟（自昭）教授是研究黑格尔专家，他讲“正”“反”“和”辩证法，“和”就是矛盾的统一，他认为以“不变应万变”是典型的矛盾的统一。一九四一年清华大学用一连串的演讲庆祝三十周年，哲学方面贺教授主讲。他说：“研究哲学如果不以国家为念，仅为哲学而哲学，将是玩物丧志。”他说美国杜威教授七十寿辰，各方哲学家用骂来祝寿，因而他也用“口不择言”来庆祝清华三十年。
冯友兰（芝生）教授前面已说过，他的中国哲学史不必再提。沈有鼎（以武）教授的形而上学，有时不知在讲什么。教授还有郑昕（秉碧）、王宪钧、周先庚、敦福堂、王淮诚诸先生，副教授胡世华，专任讲师熊十力，教员郑沛畛、曹日昌，还有助教石俊、任继愈、齐良骥等。
历史学系集三校教授于一处，都是一时人选，八音合奏，五色交辉。梅月涵校长在《复员后之清华（上）》（《清华校友通讯》新卅九期）报告上说：“教师皆系当代权威，学子受益匪浅。在校诸教师皆以治学谨严，蜚声士林。”系主任雷海宗（伯伦）教授的“中国文化周期论”，是划时代的创论，他把中国文化分为二周。所以他讲中国通史讲到淝水之战，这是文化第一周。淝水之战以后，便非常简单地叙述了。他认为那是第一周的翻版。他上课不带片纸只字，仅带一支粉笔。讲春秋战国的诸侯，和西洋中古史几十个国君，名字有长达十几个英文字母的，和他们的起迄年代，信手拈来，从不假思索。他有超人的记忆力和异于常人的见解。他最反对女人干政。他说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只要太后当政，朝政必致不可收拾，古今中外从无例外。他把国际关系分为“春秋式”与“战国式”，春秋式讲道义重礼节，“揖让而升，降而饮”。以宋襄公作代表，不鼓不成列。不讲道义专讲袭人不备，白起坑赵卒四十万人，则完全属于战国式。
陈寅恪教授为旷代大师，先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又至德国柏林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研究，终身无任何学位，使他几乎进不了清华国学研究所。他不但能背诵十三经之大部分，对每一字均求其正解，而且精通梵文、巴利文，也曾学过蒙文、藏文、满文、波斯文、西夏文及土耳其文，当然英、法、德、日，再加上拉丁、希腊文全精。陈寅恪真是无所不通。昔仲尼博学无所成名，而陈氏博学的重点则在于史。他的著作大半也属于史的方面，在联大授“魏晋南北朝史”和“梵文”。貂皮帽、衣狐裘、围围巾、手提蓝布小包袱，坐在南区小教室里，有时微笑，有时瞑目，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同学如坐白鹿洞中，教室虽无绛帐，却也如沐春风。至于陈寅恪的诗，俞大维说：“寅恪先生佩服陶、杜，他虽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如果寅恪先生重写诗品，太白与义山诗，恐将被列为二等了。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香山。”记得胜利之后，成都某一家报纸，刊登先生一首七律：
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
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竹门松菊家何在，且认他乡作故乡。
这真是一首好诗，令人低徊哦吟，伤感不已。可惜陈寅恪教授在联大仅一年，即因健康关系而他去。
姚从吾教授毕生致力于宋、辽、金、元史，晚年对元史尤有创论，对邱处机特别推崇，在联大讲授宋史和史学方法。毛准（子水）教授史籍名著：《史记》和《史通》，并曾教授科学概论。郑天挺（毅生）教授和孟森（心史）教授衣钵相传，授明清史，再传至何鹏毓（耀南）。向达（觉民）教授也授明清史，但对中西交通史享名当世。皮名举、蔡维藩（文侯）两位教授的西洋通史，每课学生挤满一个大教室。皮名举教授用“组织能力”和“发明天才”来决定一个民族之优劣。刘崇■（寿民）教授西洋近世史也是权威之论，待人和蔼可亲，热诚爱国。张荫麟教授不但授历史，而且还讲逻辑，仅“1”的独特与发展，就发展一个学期。外籍教授葛邦福讲授西洋上古史。王信忠（迅中）教授是日本通，授中日外交史。吴晗（辰伯）和丁则良教授授中国通史。邵循正教授年轻叫座，他对蒙古史颇作了些研究。此外有白约翰（佩之），讲师杨志玖，教员何鹏毓、游任达、赵玉良、李忻、宋泽、邵景洛等。皮名举教授说，唯有北大、清华才能养住这一群教授。
理学院
再说联大理学院，更是漪欤乎盛哉。三校教授聚于一堂，虽然在简陋的环境里，又没有理想的设备，但研究工作何曾一日稍辍！甚至有些位教授专事研究而不开课，难怪当时有人曾责怪联大“囤集教授”。“南清北合，联大开花”，一位与三校有渊源的人士，目睹联大盛况，曾为此盛况而如此歌唱，理学院与有荣焉。院长吴有训（正之）调长中大之后，由饶毓泰（树人）教授兼任。数学系主任江泽涵教授对微分几何有特殊研究。作人态度和蔼，治学认真谨严。华罗庚虽然走起路来“八面威风”，但他教授近世代数却是一绝，他的“素数论”曾震惊当世。此外，还有姜立夫、杨武之教授（杨振宁之父）教微积分。姜教授为数学界前辈，江泽涵、申又枨、陈省身诸先生均出其门下。申又枨教授的高等微积分，田方增教授的微分方程，蒋硕民教授的高等代数，刘晋年（伯蕃）教授的积分论，也都非常叫座。还有教授张希陆、程毓准、许宝■、赵访熊、陈省身、郑桐荪，副教授赵淞（雨秋），俱是一时之选。陈省身教授不仅著作等身，而且名噪国际，应用数学课程（如电工数学、高等微分方程）在国内西南联大首先开出。英文最好的钟开来及王湘浩都还是专任讲师。研究助教则有孙树本，教员有闵嗣鹤、陈鸿远、彭慧云三位先生。助教则有王寿仁、栾汝书、龙季和、虞介藩、傅铁健、刘诉年、钱圣发、施悉同、孙本旺、颜道岸、王联芳、冷生明。
物理系教授更是聚全国之精英。系主任饶毓泰（树人）兼任理学院长，不仅是学术界权威，也擅长于行政。联大、北大的理学院之所以能对学术有最大贡献，树人先生之功不可没。吴大猷教授的近代物理学、原子与分子光谱学、理论物理、电子力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低于国内。朱物华教授的无线电学，霍秉权（重衡）、郑华炽教授的普通物理学，赵忠尧的力学。叶企孙教授不但讲授普通物理、近代物理，他的电磁学也很叫座。王竹溪教授的热学、统计力学是二次大战时新学问。还有周培源、赵忠尧、张文裕、马仕俊、许祯阳诸教授。这样的教授阵容，虽不敢言绝后，但确属空前。以如此之济济多士，才能孕育出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等学人。讲师有戴文赛，助教有沈寿云、薛琴芬、虞福春、卓励、梅镇岳、张家骅、胡玉和、金光杰、王代■、黄永泰、郭沂曾诸先生。
化学系主任杨石先(绍曾)教授，曾兼任教务长。其后由黄子卿(碧帆)代理，他讲授理论化学。曾昭抡(叔伟)教授讲授有机化学、无机工业化学，他能文能武，文章下笔千言，有求必应，对军事学也有特别研究，整年一袭蓝布长衫，一双破皮鞋。有一次公开演讲，他推断当时欧洲战场盟军登陆地点和时间，深得某盟军军事专家的推许。后来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登陆的时间与曾教授推断仅差两天，而地点则完全相同。教授孙承锷授普通化学，不重考试，但考试时如被发现作弊，处罚可就严了。张青莲教授用由美国自己带来的材料和仪器作重水研究。朱汝华(实君)、高崇熙、邱宗岳(崇彦)、严仁荫、刘云浦，还有中央研究院钱思亮先生也曾任教一时。张为申(伟森)专任讲师，朱汝瑾教授当时也是助教。化学研究，有待于充实之验器。抗战期间，由三校南运者固不多；而战时交通阻隔，采购不易，是以甚感简陋，影响于研究者固甚大也。
生物系主任李继侗教授的普通生物学最为同学所畏惧，普通植物也很难过关，教学严格闻名全校。陈桢(协三)教授的细胞遗传学，对金鱼突变的研究，早已蜚声国际。据说“维他命”一名词，即陈教授所译。教授张景钺(岘侪)是植物学权威，周先庚、沈嘉瑞、杜增瑞、殷宏章、沈同教授发现橄榄所含维他命特别多。吴素萱是副教授，罗苇士、萧承宪、牛满江(渊如)是助教。当时助教有十五人之多。吴韫珍教授因工作忙碌，生活困难，极近于殉道精神，而殁于昆明。宁不令人敬佩！
地质地理气象系，因西南地质构造复杂，矿产种类繁多，地层完备，地学系得天独厚，利于研究，故对我国西南地质之研究，未曾因交通阻隔、图书仪器缺乏而少有贡献。其教授个人之研究更有足述者：系主任孙云铸(铁仙)系古生物学专家，有很高的国际地位，对地层说也有独到之处。张席■(惠远)教授对贵州三叠纪之研究蜚声世界。张印堂(荫棠)教授是中国地理学权威，在联大授中国地理总论，于滇西告急之际，不畏危险，深入江心坡一带作实地调查。袁复礼(希渊)教授学问渊博，足迹遍华夏，讲起学来如天马行空，忽焉在前，忽焉在后。他和冯景兰(淮西)教授，先后赴西康作地质矿产之调查。一九四二年夏，与云南省政府建设厅合作成立云南地质调查所。教授还有王烈(霖之)、王恒升(洁秋)，外籍教授米士、苏良赫(赫声)。地理方面有鲍觉民、钟道铭、陶治渊诸先生。气象方面有赵九章、李宪之(达三)、程纯枢、顾均禧、高仕功诸教授。后来各教授均有高就，只有李达三教授固守岗位，一家六口，贫困异常，然怡然自得，教授严格，每劝学生多读书少管闲事。助教多达八九人。
法商学院
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教授授文化论，他主张全盘西化，不同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他说文化是有机体，不能割裂一部，为此曾和文学院长冯友兰辩论一阵。结果还是冯先生说，辩论往往是后息者胜而终止。其实我们也觉得全盘西化有问题，仅让你天天吃面包一项，不但小麦不够，而且也受不了。法律系系主任燕树棠教授，当年北大四公子之一，到联大时已有老态，甘贫乐道，择善固执，讲授法学概论，以继承儒家道统自居。对“大规模社会秩序之整理”，一整理就半年。一学期下来，尚未提出法律是什么。他责怪世界局势的纷扰，政局的不安，是因为他不再讲授国际法所致。有一次公开讲演，他说：“国际公法不教了，国际关系也不谈了，国际上于是乎太乱了。”言下不胜唏嘘。戴修瓒教授的人格，比他的大胡须还美。当年在北京因受理燕树棠先生状告国务总理段祺瑞，和燕树棠教授一起被逐出京师。教授有蔡枢衡（天助），章剑（化侬）、李士彤、张企泰、赵鸣歧、费青、罗文干诸先生。最令人羡慕的是芮沐教授，他因为兼任律师，收入颇丰。助教仅三四人，学生较少，但有成就的却很多。
政治系系主任张奚若（熙若）教授，八字胡须，衣冠楚楚，手不离杖，作人一丝不苟。他教授西洋政治思想史。政治研究室主任钱端升教授，博学深思，授课也材料最多，因而参考书一大堆。期考的时候，要同学把参考书全抱到教室，随意翻阅。但如果平常不熟读，笔下不快，你也休想及格。吴之春教授的现代政治思想史、英国宪法史，也是叫座的课业。此外教授还有崔书琴、赵凤歧（鸣歧）、邵循恪（恭甫）、王赣愚（贡予）诸位先生。助教仅二三人。
经济系和商学系可以并谈。不但同学人数冠全校，全系多达五百余人，课程方面，多半属于理论方面，教授也最多。系主任陈总（岱孙）教授，高硕英俊，鼻梁稍歪，经常口衔烟斗，以致口唇下搭，处事明快决断，不苟言笑。经济系同学人数虽多，但毕业时问题最少，同学选课时不容马虎所致。他授经济概论和财政学，上课均在大教室，每课必早到五分钟，立在讲台上，上课铃一响即把当日主题大书于黑板之上，开始讲授。因为听课同学太多，每每有些因上一堂课下课迟或教室远而迟到，则必再约略重复一次，以免迟到同学无法笔记。把他的话按次笔记，便是一本很好的讲义。
赵■抟（濂澄）教授经济思想史、西洋近代思潮及商业循环，讲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把《原富》一书如何修正用字：wear and bare改为bear and wear都说清楚。以中国之Marshall自居，同学不称赵先生而以Marshall Chow称之。他学问渊博，举止安详，每以藏书丰富自傲，喜欢旧诗。他曾讲一个故事：某教授在美读书时，买到一本最近出版的旧书，颇为自得，他用打油诗来嘲笑他的无知，诗曰：“翁仲如何作仲翁，皆缘书读欠夫功，马金堂玉应难到，只好苏姑作判通。”盖苏州曾有一通判，看见坟前翁仲说成仲翁也。
萧蘧（叔玉）教授讲经济概论与国际贸易，因为讲解过于详细，每学期很少能讲完。秦瓒（缜略）教授教高级财政学和中国财政史，他不高兴上课时，一学期上不了几小时；如果认真起来，一学年不会少一分钟，而且上课一定先同学而到。他曾反驳胡适先生的“井田制度是孟子面壁造谣”的说法。考试的时候，坐在教室手捧报纸，惟恐前面同学吃亏。但以他讲解之有条理，同学上课的兴趣，再加上最低八十九分，根本没有一个人会去抄袭。杨西梦教授的高、初级统计学，也是一门叫座课业，他常常慨叹我们的数学根基太差，比起德国人差的太远。高级统计学如果数学根基不够，真难懂，几乎认为是在讲玄学。他也授数理经济。
周作仁教授讲授高、初级货币银行，态度之认真，真是罕见，一小时下来，力竭声嘶，满身粉笔灰。据传周教授当年丢弃了天津金城银行经理，而悄悄到北大教书，金城银行曾登报寻人。家住在呈贡，有时背负几斤老米，下火车还要跑十几里路。平日寡言笑，但三杯酒落肚，议论大发，由国府主席到法学院长为止，惟对系主任绝不妄加一辞，说是为保留风度。他对同学非常客气，但考试之认真，有如他的作人。周炳琳（枚荪）教授讲授高级经济理论，教材用A. Marshall的Principles Of Economics，坐在系办公室逐句讲解，没有考试，每学期交一篇读书报告，最好用英文写，准列甲等。枚荪教授一身正气，赵濂澄教授誉之为“大气磅礴，有所不为，代表北大精神”。戴世光教授也讲初级统计学，并兼主持人口普查研究所。伍启元教授授“国际经济政策”。伍教授读书过多，腹笥渊博，经济政策旁征博引，对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备极推崇。但因广东口音过重，字音难辨，笔记也最难记。往往讲一个问题有三点，却只说了两点，有的同学追问第三点，他说第二点包含两点。他和杨西孟先生，常常对当时经济政策有所建议，往往是“不幸而言中”。
腾茂桐教授伦敦经济学院毕业，以正统派理论授经济概论。丁佶教授系商学系主任，他教会计学最令人难过关，可惜他不善游泳，以致在大普基灭顶，由贺治仁副教授接任。而毕业同学谋事的烦事，便落在经济系主任陈岱孙教授的肩上。徐毓■教授是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讲授“高级经济学”、“经济名著选读”，大半是高年级或研究生所选读。当时把Keynes的“充分就业”观念，也带进了联大。此外还有张德昌教授在联大授课未久而离去，姚嘉椿、周覃祓先生是讲师，助教四五人。
社会系是由历史社会系独立而来，系主任陈达(通夫)教授，讲授社会研究法和社会调查，他和陈序经都开过“华侨问题”。吴泽霖教授授社会学原理和人类学，但他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办理译员训练班。以优生学著名的潘光旦教授，当年是清华教务长，学生时期，因踢足球而折断一条腿，因而走路有三条腿。他译的蔼理士的《性心理学》，不仅有信达雅之译笔，也用尽了我国二十四史、野史、笔记、专著、诗词、戏曲、稗官小说细加详注，足见先生读书之功力，学问之渊博，中西之通达叹观止矣！潘先生曾读遍二十四史，也许“宗谱”收藏最富，因为他要在家谱里找遗传的证据。他的“优生学”和“西洋社会思想史”，也是叫座课程之一。社会系教授，在战时为国家作了不少对人口政策有影响的研究和调查。费孝通和李景汉、李树青、戴世光诸先生，全是社会系教授，助教则仅有李植人、袁方二人而已。
工学院
战前北大没有工学院，南开仅有化工系，所以工学院保持清华风度最浓厚。工学院设在昆明拓东路三会馆(全蜀会馆、迤西会馆和江西会馆)，其后全蜀会馆重办小学，男生宿舍迁到由盐仓改建的民房里。同学们努力读书，认真运动。
工学院院长施嘉■，是水文学专家，他开的“堡垒工程”，“要塞工程”均与军事有关。他与阎振兴(光复)教授主编之《昆明水工试验研究丛刊》和当时李谟炽教授主编之《公路研究丛刊》均为内容充实，极富学术价值的刊物。
土木工程系设备不够充实，但教授在结构、水力、交通及市政工程方面，颇为理想，且各方面均有研究实验之成绩，并曾为地方工程机关及美军工程部解决若干困难问题，甚至协助云南省抗疟工作，而各位教授且不断著述，系主任陶葆楷(作楷)教授之《给水工程学》与《军事卫生工程学》，察方荫之《普通结构学》，吴柳生教授之《工程材料学》(《钢筋混凝土设计》他首先将英制改为公制)，张泽熙(豫生)教授之《铁路工程学》，均为传世之作。还有王裕光(明之)教授之《坊工地基及房屋》、《工程估计及契约》，刘恢先生之《结构学》，均为一时名著。名建筑师张昌华、衣复得、王龙甫，王明之诸先生，均曾任土木系教授，助教九人，目前多已成名。
机械工程系设有金工、土木、锻工、铸工、造水等厂及热工试验室，是工学院规模最大、学生最多一系。系主任先是庄前鼎，后为李辑祥（筱韩）教授。庄教授的“兵器学”，李辑祥教授的“机械设计制图与原理”，刘仙洲老教授的“机动学”，均副时望。还有王师义、刘德慕（景竹）、王遵明（直承）、孟广喆（哲公）、董树屏（邱竹）、梁守盘、冯钟（豫诸）教授分别授“应用力学”、“金相及热炼”、“热工学”及“汽车工程”等。褚士荃、甯■（旭光）两位副教授，授“工程画”等。此外还有强明伦（叙五）、李宗海两位讲师和助教十余人。机械系同学人数繁多，为工学院各系之冠。当时云南耀龙电力公司，资源委员会昆明电厂，中央机器厂，兵工署第五十三及廿三兵工厂，航空委员会第一飞机制造厂，第十飞机修理厂，云南裕滇纱厂，全有机械系三四年级同学在实习。
电机工程学系于一九三九年九月添设。章名涛教授兼系主任，赵友民、倪俊、任之恭，都兼过系主任。教授有马大猷（倬道）、倪俊、毛启爽、任之恭、叶楷、钱钟韩、范崇武、张瑞岐诸先生。严睃（睃夫）、钟士模（子范）、胥室澄、陈荫谷、沈秉鲁（葆东）和年轻的徐贤修（洁人）全是专任讲师。课程有“电工原理”、“电讯网路”、“直流电机”、“发电所”、“电磁测验”、“交流电机”、“无线电大意”、“无线电原理”、“电工及电机实验”等，张友熙教授还兼任电讯专修科主任。助教则有唐统一等六人。
航空工程系，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为战时需要而筹设的，同样造就了不少工程师。系主任王德荣教授，授“飞机结构”与“概论”，教授有李锦安、王宏基二位先生，当时航空系本身课业不多，一般性课业则与电机、机械系同学共同上课。王宏基教授之“空气动力学”，甯■教授授“内燃机”、“航空发动机”等，秦大钧教授也教过“空气动力学”，教授还有周惠久、金希武、刘治勤、丁履德诸先生。
化学工程系原仅南开大学设有，当时原以为机械系与化学系相拼凑，雅不如今日之无物非化工也。系主任先后为陈克忠、苏国桢、谢明山教授。中原理工学院院长谢明山教授授“化学工程”和“化学机械设计”，张青达教授授“理论化学”，丁嗣贤教授授“酸碱工业”，陈关符先生授“工业化学”。张明哲先生此时也在化工系。教授还有潘尚贞、胡志彬、高长庚、赵越寰、周荫阿（铭西）诸先生。钟秉智先生曾任专任讲师。助教则有六人。
一九三九年二月，联大又增设了电信专修科。
师范学院
师范学院系联大迁昆明后，于一九四○年设立的，本为培植云南师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并设置初级部二班，指定云南省教育厅保送八十名学生。院长黄子坚（钰生）教授，曾代表张伯苓的常务委员职务，教授“教育概论”。有一次广播：他以教育家的立场批评某些联大同学“少年老成”，不像青年人，太实际，无理想，缺乏青年人的雄心壮志。
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陈雪屏教授。樊际昌（逵羽）教授和周先庚教授授“教育概论”，任樊祖和继祖（述先）教授分别教授中国和西洋教育史，倪仲方教授授“心理卫生”、“发展心理”，陈友松教授讲“社会教育”，沈履（复斋）教授授“青年心理”，胡毅教授教“教育统计”，教员有严倚云，助教则为陈熙昌等三人，训导长查良钊（勉仲）授“青年问题”。公民训育系主任由陈雪屏教授兼任，并授“教育心理”和“人格心理”等课。后由田培林（伯苍）教授继任，曾作忠先生亦曾任教该系。公民训育系大部分课业，与教育系相同，故教授方面，很难限定某教授属教育系或公民训育系。国文系教授有彭仲铎（啸咸），授国文专书选读“水经注”及“各体文习作”。沈从文教授著作等身，在联大还是副教授，讲授“中国小说史”和“现代文学”。张清常先生也是副教授，但他精通文字学，所以也讲授“训诂学”。联大教歌即由张教授谱曲，他还长于乐队指挥。当时的副教授还有萧涤非、余冠英诸位先生。英语系教授有凌达扬（廷显）教授，和马葆炼专任讲师。史地系有孙毓棠和陶绍渊（子潜）副教授，赵书文专任讲师，王履常、周简文曾任助教。理化系许滇阳教授兼系主任，黄新民、余人元先生是教员。师范专修科学科与教授均与师范学院同。师范学院同学除了师院专聘教授外，各学系均同于文、法、理学院。他们不但官费（不同于贷金），而且还要多读一年，真是得天独厚。师范学院并附设小学和中学各一所。
联大的学生
西南联大一年级也有军训，每星期有半天军事训练，必修而无学分。
西南联大的体育课，每星期两小时，也是必修但无学分。马约翰教授要我们少穿衣服。昆明的冬天如遇阴天，天气也很冷，但马翁永远是一袭短袖衬衫。他更要我们永不要静止（Boys never quiet）。侯洛询教授要求我们每一分钟投中十二个篮球，因而有的同学，学分修满，但不能毕业，还要回校补修体育。马启伟、黄中孚、邵子傅、王英杰、夏翔、魏丕栋、牟作云都教过体育。
联合大学教授约五百人，来自平津三大学及全国各地，聚集了全国学术界权威。同学约两千多人，有者来自后方，有者自沦陷区逃来。根据蒋梦麟的记载：同学们往往不止穿越一道火线，有者乘黑夜偷渡敌人把守的桥梁或河流，被发现而遭到射击，或被逮捕杀头；有者穿越敌人防线而几天吃不到东西，但阻止不住青年人摆脱敌人向往学习的心。这些青年有者经验丰富，有者年龄稍长，个性坚韧。在任何困难环境里，他们的精神愉快，弦歌不辍。常常可以见到师生如父子，同学如手足的感人情景。但有时在一个寝室住了几年，上下床铺不相识的人也不少。
柳无忌教授在他的《烽火中讲学双城记》中说：“在中国情形特殊，大学教育没有因为弥漫的战火而中断。这次是不寻常的战争，在敌人侵略下，黄河流域与长江下游两处的锦绣山河与城市相继沦陷，首都两度迁移，各大学也被敌人占领或破坏，学生与教授在后方过着流离奔波的生活。可是民族精神依然兴旺，而‘士气’更因炮火的洗礼而变得更刚毅，这是我们在大学内教书时所引以为自满与自豪的。战时的学生，饱尝艰辛，却没有颓废。他们求学的态度是严肃的……”
联合大学同学的生活确是艰辛的。他们大多从沦陷区冒生命危险而来，已如前述。在校生活全赖公费，起初尚足以维持营养，后来物价上涨，连温饱二字都很难求。大部分同学只有一套内衣裤，一袭长衫，一条卡其布西裤和一双皮鞋。衣服穿脏了利用午睡时间洗一洗，晒干了再穿，好在昆明一年好天气多。爱穿西服的学生，衬衫只有领子和袖子。每年冬春二季，昆明天气晴爽，且不下雨，因而校内井水干枯，饮水洗脸都成问题。起初学校用两位女工（昆明称“X嫂”）分舍送热水，其后也免了。再加上宿舍电灯常常停电，图书馆座位不够，因而凤翥街茶馆便成了读书玩桥牌的场地。但凤翥街狭小，马粪铺地，鸡犬相闻，实在太脏太乱，后来多半转移到文林街去，文林街茶馆便与联大同学结了不解缘。在这种生活环境之下，更使联大同学生活多彩多姿，多半利用课余时间，到外面兼差。于是家庭教师、报馆、邮局、法院，甚至于放午炮、管警报、电报局、办杂志，全有联大同学参与。
联大的学生社团，也是五花八门的。只要不妨碍他人，组织社团出壁报学校全不干涉。喜爱文艺的同学组织文艺社，喜爱新诗的同学组织“新诗社”，喜爱画画和木刻的同学加入“阳光社”，文娱团体则有话剧社、联大剧团和青年剧社、联大戏剧研究社，其后有“南针社”、“木铎社”等。一九四五年秋，由“文艺壁报”作班底，和一部分喜爱文艺的同学演变为“冬青社”，还请了闻一多、冯至、卞之琳作导师。这年暑假又有了戏剧社。体育方面有“悠悠体育社”、工学院则有“西南合唱团”、“喷火体育会”等。这些团体有时举办辩论会、讲演会，假期举办夏令（或冬令）营，有时也演话剧。
联大的壁报更是琳琅满目，蓬筚生辉，贴满了大门左首的围墙。在当时的环境，办杂志、办报纸，因为纸张贵，印刷费高，不是件容易事，倒不如出份壁报，较为简单。西南联大的壁报，开始于一九三八年秋季工学院的《引擎》和《熔炉》。文法学院迁回昆明，群社出版了《腊月》，跟着便有《联大论坛》。到了一九三九年，壁报就发达起来，有群社的《群声》，明社的《南针》、《微言》，木铎社的《木铎》，文艺社的散文半月刊《文艺》、《热风》，和《热风》相对的有《照明弹》。新诗社的《新诗半月刊》、阳光社的《画刊》，时常有些心血结晶之作。论坛社的《论坛》，还有一张壁报叫《论衡》，用毛笔写的行书小字。
各社团或各系同学，也常常请对某一方面有独到见解的教授或校外学者来讲演，听讲的每每挤满了大型教室，有时爬满了窗台。
一九四一年冬，日军侵占香港后，许多学人包括陈寅恪教授在内，身陷其中。先是，《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谈到香港沦陷，许多学人未能逃出，也谈到寅恪先生不知下落，而某要人竟用飞机运狗。其后有两位同学，在校门口贴出《喊》壁报详述其事，以致激怒了部分同学，于午饭后由昆华农院食堂列队游行。这是联大学生走出校门参加进步活动的一个开端。
西南联合大学两千多同学在昆明，分散在几个地区：
新校舍：在昆明北郊大西门外，一九三九年建成，有泥土版筑的围墙，分南北二区，中隔环城马路。北区较南区大约四倍，有大门相对。初时大门尚可关闭，其后风雨侵蚀，无钱修理，门虽设而不关。有校警大队，虚设耳。进大门有土路稍宽，由南向北直通北墙小门。路西为生活区，进门去左边有校警室，面对小操场。操场之北为军训教官室，更北有宿舍约卅二栋，一九四○年被日机炸毁两栋。每栋宿舍中间为甬道，两旁各置双人木床约十张，可容四十人。两床间有一长条木桌，本为自习之用，但因灯光黑暗，同学多半在茶馆读书，长桌仅供堆置杂物而已。
宿舍长方形。泥土版墙，南北为门，东西各开小洞四五。并竖以木棍，初时冬季尚糊以棉纸，其后棉纸亦免。中竖木棍，仅防君子耳。茅草为顶，每年冬季加盖新草，冬暖夏凉。虽偶有漏雨，同学即在室内撑伞而睡。宿舍之北为厕所及盥洗室，盥洗室空屋一栋，中间设砖架，洗脸在此。洗澡则须于深夜，不怕冷之同学方可为也。旁有一井，雨季有水，干季则于晨起前先为厨子汲去。昆明自秋迄春，晴天无雨，井枯无水，以致饮水为难，同学好坐茶馆之一因也。
到了雨季，尚未踏实的泥土，整个翻起来，到处泥泞，从寝室到教室，图书馆到饭厅。泥巴坑、小水沟不计其数。校舍西有小门，出门小桥流水人家，而师院附中在焉。土路之北端小门，外为铁路，越路为山坡，且小冢起伏，为跑警报之绝好去处。校内土路之东为教室、教务、总务、训导处及图书馆。最后有饭厅二栋。进大门右有青年消费合作社，售零星食物。土路之旁有水池，池旁有树二三株，树旁还有两三块大红石，池内满生青萍，青萍下有时蛙声鼓鼓，亦一景也。春季因无井水，同学以面盆取池水置于床下，晨起去其上面之青萍，下面之泥土，中间之水用以洗脸。
水池旁有广场，为学生聚会之处，月会亦在此。除常委外，政要、学者、贵宾到校讲演之场所。场北有升旗台，台后即大图书馆，可容六七百人，黑木大桌，长板凳。每至考试，天不黑同学便拥在门外等开门。尤其到了晚七时开门前，同学更多，门一开蜂拥而入，大门时被挤坏。盖参考书不多，先到者先借，后到者只有叹气而已。且座位有限，抢不到只好去茶馆，斯亦泡茶原因之一也。
图书馆旁为各系办公室，教务处、注册组、总务处、训导处均在附近。学校大政方针，同学选课贷金请求俱出于此。再北有小水沟，沟北有大饭厅二栋，不仅吃饭且为演戏之所，有桌无凳，八宝饭立而啜之，亦不以为苦。想吃饱必须早到，否则只好闻余味而已，然从无因争食而生纠纷也。广场东有一小径，径东墙内有一教室，小径通东北区，亦有教室六栋。图书馆瓦顶，有门有窗，稍具规模。教室则土壁铁皮顶，每遇骤雨则铮铿有声。
出新校舍，越环城马路，进门即为南区。南区在护城沟（无水日沟）与环城马路中间，也是围以土版墙。南区整个属于理学院，各系办公室、实验室、教室均在其中，另外有校医室，铁皮顶、土版墙，但有门有窗。校医室外面，为生物系实验场所。高崇熙教授改良的剑兰，美而艳，有时盛开其间，为整个南区增色不少。东南有便门，出便门数十步，进城墙缺口西南行，为昆中北院。
北院位于昆明城内，面临文林街，据云为李鸿章祠堂。由文林街进大门有大殿，悬金底黑字“乾坤正气”匾额一方。因而被校方名此殿为“乾坤正气”，大型教室也，通史、概论一类课程均在此上课。另一大型教室为“昆北南食堂”，经济系之会计学、民法概论等大班均在此上课，或供教授学人演讲之所。再进为一运动场，场旁有二层楼，原有单身教授宿舍，后改助教宿舍。宿舍与操场间有矮墙相隔。宿舍之东有小径，路旁荒草没胫，乱石成堆。循小径东北行，有砖造教室数间，尚称整洁，文学院课程多在此。出北院大门，越文林街为南院。
南院在文林街之南，与北院相对，本为高年级同学宿舍，一九四一年后改为女生宿舍，男同学非经许可，休想越雷池一步也。进门有小型操场，原有大教室二间，其一为“南天一柱”。本一大殿，有匾题曰“南天一柱”，因以为名焉。一九四○年夏日机肆虐，去其屋顶之北半，潘光旦教务长，曾在其南半顶下主持教务。一年级经济概论，亦曾于此讲授。“昆南阅览室”，亦大教室也。一九四一年后南院改为女生宿舍，男同学可望而不可及矣。
师范学院在昆明城外，凤翥街之西，昆华师范原址。昆师疏散后，即为师范学院所在，房屋较整齐。教授数位，亦居其中。
工学院在拓东路二馆一仓——迤西会馆、江西会馆及盐行仓库。自新校舍穿越昆明城区，步行约一小时可达。南盐拓东路，北临农田，并有大运动场。虽然庭院楼阁、殿宇庑廊，看起来似甚巍峨，但宿舍——盐行仓库——臭虫之多，令人惊叹，每使初到同学，无防臭虫经验者战斗终夜。三年下来（一年级住新校舍），多成捉虫能手。经济史上谈到欧洲中古农奴生活，夜间睡眠，衣服须盖在被上，床上有很多虫类，大概如此。
附带再来看看西南联大教授的生活。联大的教授尽是当代的权威，已如前述，但他们清苦的生活，必令你不敢相信。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一年，因避日机轰炸，散居各处，他们每天到校上课，至少要走二十里路。根据吴大猷教授的忆述：“累不必说了。皮鞋走石子铺的路一天来回二十里，不几天便要打鞋掌。更苦的是袜子。那时我有一条黄卡机布的裤子，膝盖都补上大膏药或补钉。在学校里有些人穿的会好些，但不管谁穿什么，也没有人觉得奇怪。”
“我买菜煮饭倒不很怕，最生气的是生不着炭风炉。我知道生火的方法，但实行时有时不灵。有时将未燃的炭放在邻居的火上，等烧红了再拿回自己的炉上。早上有课时，我便提了菜篮和一把秤，带到课堂黑板下，等下了课再买菜回家。有一天好容易买了两条鲫鱼，拿回来放在小院子水缸前，正要洗它，入房里不过几秒钟，出来时已少了一条鱼。一看，便见一只乌鸦衔了一条鱼飞上房顶了。虽然说，能被乌鸦衔上房顶的鱼大不到哪里去，但正因为鱼不大，两条丢了一条，是很惨的事。”
至于联大同学“吃”的情况呢：一九三八年学生贷金每人七元尚有鸡蛋可吃，一九四四年资金涨到一千元，食的却只有“八宝饭”、老菜叶、毛皮肉。早上稀饭两大桶，花生及盐菜一小盘。午饭四盘菜两桶汤。米由政府配给，砂石、谷子、稗子、糠屑夹杂其中，米色又红，故曰“八宝饭”。买菜在下午三时之后，菜市将散未散之时，残菜剩肉，囊括而归，故菜为老菜叶，猪皮带毛。早上校门前一列长摊的鸡蛋饼和油条豆浆，文林街小吃馆的米线饵块，给了很多的诱惑，但非人人可享。老教授负米数十里外，气竭而不怨，豆芽菜煮豆腐，一家四五口，如此而已。一九四○年间日机滥肆轰炸，上课时必须提高警觉。警报一响，立即外奔。警报分三段：“预行”、“空袭”、“紧急”。初闻空袭警报而跑，继则闻预行而跑，最后胆量稍小之同学，见晴天即开溜，所谓“跑晴天”是也。一日之间，警报有达数小时者，不仅无法上课。甚或终日难得一饱。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培植出大批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在教育界、工商界出类拔萃者亦不少，可谓难能矣！
至每年毕业人数，则可根据档案约略统计，但亦仅其大概而已：
一九三八年度毕业三○五人均为北大、清华、南开同学，联大仅十七人，师范七人。一九三九年一○六人（恐有误）。一九四○年一二三人。一九四一年三六五人。一九四二年五一四人。一九四三年四九八人。一九四四年毕业三八六人，从军二九一人。一九四五年三八○人。
几篇文献
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四月，准将师范学院独立设置，北大、清华、南开各恢复原校，西南联大于七月一日结束。新校舍大厨房后面土丘下，立起了一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其文曰：（标点为本书编者所加）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
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刻
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掠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日：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泽。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罗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更有一进行曲校歌亦在其中。罗庸教授作校歌，冯友兰教授作“引”及“勉词”、“凯歌词”，张清常教授作曲。
【引】八年辛苦备尝，喜日月重光，顾同心同德而歌唱。
【校歌词】（满江红）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官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
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逐雠寇复神京，还燕碣。
【勉词】西山沧沧，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
【凯歌词】千秋耻，终已雪。见雠寇，如烟灭。大统一，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神京复，还燕碣。
